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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早餐显示,我要么就对社会活动项目的实际作用持怀疑态度,要么就对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完全支持。不过多数时候我两者都是。这也取决于活动家的聪明程度。不过当谈到应用自主研究社(The 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的时候,我仍然要追踪一些独特的踪迹。这个匿名的社会活动组织相信,应该强调传播知识的重要性,鼓励自主性,通过艺术表现和军事化的技术应用,探讨犯罪行为、分散系统和个人自主权等问题,发展自决的行为活动方式。

你大概使用过他们的TXTmob系统,由此了解到他们分发小册子或负责喷漆的机器人,以及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参与抗议活动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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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书写者

“应用自主研究社访谈(The 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于1998年由一些匿名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工程师建立,他们的联合是基于个人和群体性的自决意识。”为什么你们决定保持匿名?这种匿名的方式为传达你们的目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你们策略的一部分吗?

最初,我们将匿名作为一种防卫战术,因为我们的很多项目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以合作和匿名的方式工作对我们这些直接面对政治的人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中有黑客和密码朋克等。“死牛邪教”小组(Cult of the Dead Cow)和夏威夷土著活动家Hui Malama 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即充分加入到公众中,又十分有效地保持匿名。

我们还发现在跟媒体打交道时,匿名也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很多记者似乎对艺术家本身比对他们的作品还要感兴趣,特别当作品明确具有政治内容倾向的时候。我们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于是就可以让记者专著于我们的作品和作品所探讨的问题本身。

iSee让使用者可以避免闭路电视监控摄像机的拍摄。有一些英国的艺术家致力于为更广大的公众创造反监控的作品,他们发现,实际上人们完全适应于在公共场所受到监控。你在欧美几个城市装置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发现不同的国家对于监控具有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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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很多人都习惯于公共场所的监控,特别是让他们在私密性和安全性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通过iSee,我们试图颠覆(或至少加剧)这一矛盾。最初我们想集中在监控的机制上,指出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实际应用对预防犯罪具有非常有限的作用,它只是由系统设计师和运营商的偏见操控着,就是说这一系统往往只监视举止风骚的妇女、单身出没的青年,以及少数民族人士。于是最终,摄像机所回避的那一部分比起数据收集和视觉化的部分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们建立了一些工作室,参与者使用我们的工具创造他们城市监控设施的交互地图。这一活动会提出一系列不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闭路电视监控让你觉得不舒服吗?”之类的。它指出了这种监控方式所缺乏的所有基线数据。在我们开始关于闭路电视监控的高谈阔论之前,最好了解一下有几台摄像机在实际拍摄,它们在哪里,谁拥有它们,等等。多数情况下,这些信息并不存在—在大多数国家,摄像机由个体业主配置,而他们的数据越来越多地由第三方私人企业操控。实际上,我们的应急监控设施就是建立在这个特设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公共讨论或监督的参与。我们唯一可以获知摄像机数量和位置的方式就是通过基层活动家和有责任心的公民。

除了监控与反监控,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是值得与之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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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对人类和技术的交互非常感兴趣,还有公共政策和社会控制,以及通过建立制度促进言论自由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共行为。这包括了其他一些相关问题,如监视、公共空间和执法。我们还对技术与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非常感兴趣,这形成了我们与学术研究实验室持续的合作,他们得到了机构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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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机器人外观非常奇特。“小兄弟”机器人有一个可爱的金属罐子造型,而“涂鸦者”看上去就很实用。是由谁来决定机器人的设计思路的?

我们采用了可以称为“美学策略”的方式,美学选择由特定的项目设计目标决定。“小兄弟”(Little Brother)是用来向友善的观众分发颠覆文学作品的,所以我们将他设计得非常可爱可近。

而“涂鸦者”(GraffitiWriter)利用了人类对技术的狂热,赋予机器人犯罪行为以一种合法性,所以它需要看起来很“酷”。“道路书写者”(Streetwriter)和”涂鸦者“的功能差不多,但其是是一个隐蔽的涂鸦机器,表明看起来却完全无害,所以我们把它设计成一辆普通的货运车外形。“道路书写者”的最新版本名为SWX,是为2004DARPA挑战赛(2004 DARPA Grand Challenge)专门设计的,将一种特别的圆滑效果引入到设计中,它具有光泽的白色外观和激光切割的铝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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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者”邀请公众在路面上喷漆涂鸦,人们的参与度怎样?是否能忘记他们是表现良好的公民,而参与到这种“街头艺术”的项目中去?你得到了哪些反馈?支持的多还是愤怒的反对声多?

你提到了我们的“流氓图库”(Rogues Gallery)项目,其中我们让“涂鸦者”机器人出现在全美和欧洲很多个公共场所中,邀请大众参与使用这个机器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很多人都愿意参与!我们只需要在一个公园或城市中心中出现,事先也没有宣传,然后带着机器人四处转转,邀请人们使用这个机器在地上喷绘讯息。基本上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尝试一下,尽管我们的行为显而易见是非法的。对我们而言,这有趣地体现了技术能够扩展人类的活动,只不过这是从一个反面说明了这一惯常的讲法。通过“流氓图库”,机器人克服了某些类型的社会限制,不是因为它的机械性能,而只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合法的,而这是由于大家假设机器人代表了一个大型的研究机构,所以他们也许就有“权利”在公共场所中进行涂鸦,这和一群狂人在车库里造出来的机器有本质不同。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尝试了同样的行为,但是没有用到机器人,而只是带了几罐喷漆—没有人会愿意参与,因为这一行为会非常明显地被认为是污染公共场所的非法行为。

哪里是放置引发争议的机器人的最佳地点?

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放置它们。尽管这些日子中我会小心不要涉及机场区域。

什么样的公共艺术、活动在你们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你们从使用者的行为和与作品的交互中学到了哪些经验?能不能给一些例子,说说意料之外或者不受欢迎(也可以是受欢迎)的体验?

我们的作品大多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展出,基本上每次展开一件作品,都会令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刚刚提到的“流氓图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最初对“涂鸦者”(GraffitiWriter )的想法是在那些对人类活动家来说太危险的地方进行涂鸦,比如银行、购物中心、政府大楼等。我们设想,如果遇到了授权一类的问题,机器人就要被牺牲了,不过这总比牺牲人要好。然而,在这个项目的公共展示期间,我们去了美国国会大厦(U.S. Capital Building),机器人和它的人类操作员被华盛顿特区拘留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看上去非常高科技的机器人让一场本来理所应当的拘捕变得扑朔迷离。当时是1999年,人们还很难想象对于青少年犯罪会处置一台机器人。他们要么需要上报一份复杂的报告,要么需要请求增援,情况太复杂,警官就让我们走了。当时我们发现,机器人最大的好处不是一台秘密的写作机器,而是让公众参与破坏活动的好办法,因为机器人提供了有力的合法化技术。这里还有一点关于“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实验”(Stanley Milgram experiment)的介绍,这个项目使用机器人而非实验室制服作为合法授权的标志。

相似的是,TXTmob是一款手机短信发布工具,我们为2004民主党(Democratic)和共和党(Republican)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抗议者设计,期间我们发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使用情况。因为我们和很多个活动小组都密切合作,一起设计了这个系统,我们自认为非常了解抗议者会怎么使用这一工具。然而,我们很快发现,记者们也将其视为了解所有抗议活动的重要工具。因为如此之多的活动临时性地、即时性地在全城内发生着(比如,游行者在当地饭店每发现大会代表就会上前滋扰),具有同情心的记者没有办法获悉所有的这些活动。而一旦他们开始使用手机短信系统,就可以报道所有的静坐、街头表演和游行示威。于是,关于共和党全国大会纽约地区的报道质量就比美国其他地区最近的游行报道质量来得高。

“终极航班”(Terminal Air)是为中情局非常规引渡程序中使用的飞机飞行映射所发展的可视化系统。这个项目怎样帮助非常规引渡程序的实际操作?有没有人试图终止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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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航班项目”(Terminal Air project)有几部分组成。它主要是一个观察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机制的装置,“非常规引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近期用来将关押在西方国家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运送到所谓的“黑色地带”进行审讯和酷刑的方式。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个装置将中情局办公室(office)想象为一个协调复杂的网络私人承包、租赁设备和空壳公司的旅行社。壁挂式显示器追踪非常规引渡中飞机的运行轨迹,而宣传海报负责查明供应设备和人员的私人承包商。预订代理的办公桌上为用户提供交互式电脑动画,使游客可以监测来自世界各地的空中交通和机场数据,而每当新的航班计划被国际航空当局预订,办公室电话就会提供实时信息更新。

看起来被丢弃的收据和便条粘在计算机显示器上,其他小装置提供更多细节,包括被拘留者和被怀疑的中情局特工名单、已知引渡日期和引渡飞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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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的灵感来源于我们和“非常规引渡”研究员及《酷刑出租车:在中情局的引渡航班上》一书作者Trevor PaglenTorture Taxi: On the Trail of the CIA’s Rendition Flights,Melville House出版社 )的谈话。飞机运行数据由Paglen和《魔鬼航班:中情局酷刑计划的真实故事》(Ghost Plane: The True Story of the CIA Torture Program,圣马丁出版社)作者Stephen Grey 编汇,以及一群匿名的飞机识别爱好者。

“终极航班”的目标仅仅是让公众更多地关注非常规引渡项目,让他们对政府、机场和私人承包商给予更多的监视,他们都是这场计划的同谋者,此外人们应该意识到很多记者、活动家和公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我们都是为了披露和纪录这些事实。

我们也积累了大量资料库的飞行日志,都向公众开放。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试图干扰这个项目(确实,公众的反馈非常积极),但是这个项目还在早期阶段—它的第一个装置在三月展出,我们预计在秋天进行一次更高调的展出,结果如何我们到时再看。

有什么新的项目愿意同我们分享吗?

我们有几个项目都在进行,但是总体上说我们希望在展出一个项目的时候再告知大家。我们会让你知道的!

感谢应用自主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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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Interview with the 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应用自主研究社访谈”

  1. 我们搞钱不搞艺术 Says:

    wnmna最值得阅读的就是采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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